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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虐童成为「常态」

2020-01-14 15:37:47 8人阅读 0人评论

内容摘要:发展至今,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日趋严苛。除「只要怀疑,就有报告义务」的思想被明确外,更规定可接触到儿童信息的工作者,若隐瞒儿童受虐事实,视情况则会被判处 300-10000 美元罚款或 1~5 个月监禁。 2000 年,

发展至今,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日趋严苛。除「只要怀疑,就有报告义务」的思想被明确外,更规定可接触到儿童信息的工作者,若隐瞒儿童受虐事实,视情况则会被判处 300-10000 美元罚款或 1~5 个月监禁。

2000 年,日本颁布《儿童虐待防止法》后,规定全民监督,虐童知情人必须向警方或福利机构迅速报告。

中国的严峻数据下,学界及检察机关持续建议,将在美国及日本已然成熟的「强制报告制度」,引进并完善。

当虐童事件频发,沉沦的,是时代底线。

2019 年 11 月,成都嘉年华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(下称「嘉年华」),和北京明声听力康复中心(下称「明声」),分别经由媒体和微博,引发公众愤慨。

据《南风窗》等报道,如「豫章书院」般的嘉年华,等级森严,惩戒暴力。学员或抑郁自杀,或因此而陷入心境障碍,「生不如死」。

而在明声离职实习教师的揭露中,对听障或自闭儿童的身心羞辱及侵害,惨不忍睹。如用扫帚扇耳光至出血;环境脏乱,床被上粪便不清理;逼迫孩子饥饿到只能捡拾饭粒,偷喝马桶水等。

嘉年华被调查后,因违规经营关闭;明声两名相关责任人,则被延庆警方迅速刑拘。

但不容忽视的是,嘉年华创办者潘晓阳(化名),曾以实名潘昌(在编教师)建立同质机构「维尔彬」,10 年前即因殴伤学生停业。

另经实地走访,我发现 2018 年注册的明声,紧邻所在地的村综治中心,对面则为居民健身广场。

如此,潘昌的旧业重操;明声的罪行,一直未被发现和举报,均「匪夷所思」起来。

2017 年,我在操作娈童(针对男童的性侵)报道后,方逐渐知晓中国虐童现状的严重和复杂。同时,在对国外相关制度建设的整理中,也越发感受到,我们亟须改进的,太多,也太难。

强制报告制度的迟到

世界卫生组织将虐童定义为对 18 岁以下儿童的虐待和忽视行为。它包括在一种责任、信任或有影响力的亲密关系中的各种身体和(或)情感虐待、性虐待、忽视、疏忽、商业或其他剥削。

据最高检通报数据,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,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8.06 万人,起诉 10.07 万人。

2018 年全年批捕、起诉人数,同比分别上升 18.39% 和 6.82%;2019 年前 10 个月批捕、起诉人数,同比分别上升 22.95% 和 28.63%。

其中,社会反响强烈案件为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,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,陕西米脂恶性伤害学生案。

虽司法机关强调对虐童「零容忍」,但《检察日报》亦曾刊文警示,仅以 2008 至 2013 年媒体报道的 697 例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件为例,医务人员、教师、民警等专业工作者的报案率仅为 10.61%。

对比之下,美国少年司法和少年犯罪预防办公室则统计到,2008 至 2012 年,美国虐童报案多达 340 万起,59% 为专业工作者报案。

正因及时报案率的低下,中国虐童数据不仅难以客观、全面展现,且一旦(被)公开,又多已发展为恶劣事件。

为此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推算,74.8% 的中国儿童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虐待。仅身体虐待一项,对中国造成的经济负担——主要体现在直接医疗费用,伤残或后续的抑郁、自杀、犯罪等连锁反应,导致儿童长大后无法稳定就业等等经济损失的估算——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0.84%(约 500 亿美元)。

当虐童成为「常态」

图片来源:站酷海洛

严峻数据下,学界及检察机关持续建议,将在美国及日本已然成熟的「强制报告制度」,引进并完善。

早于 1963 年,美国儿童局就制定了《举报法范例》,并于 1974 年通过《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》,落实强制报告制度,实行于 47 个洲。

发展至今,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日趋严苛。除「只要怀疑,就有报告义务」的思想被明确外,更规定可接触到儿童信息的工作者,若隐瞒儿童受虐事实,视情况则会被判处 300~10000 美元罚款或 1~5 个月监禁。

此外,对于乱伦、卖淫、制作儿童色情影视等虐童犯罪,若发现其中存在未进行报告者,在亚利桑那等洲,将会被认定为重罪。

于 2000 年颁布《儿童虐待防止法》的日本,则规定全民监督,虐童知情人必须向警方或福利机构迅速报告。

与此同时,各地被要求细化强制报告制度。如东京儿童咨询中心,即通过《防范虐待启示手册》提醒公众,只要发现儿童任何异常,如存在伤痕和淤青,在户外总哭泣,长时间未洗澡,穿着不合节气等,均要举报。

反观中国,仅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模糊规定道: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,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、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。

缺陷在于既无强制性,亦无详细的报告主体、对象和依据说明。

为此,最高法、最高检及公安部等,于 2014 年联合出台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,以在虐童强制报告制度上,进行方向探索。

2018 年 4 月,杭州萧山区制定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,要求医疗和教育机构人员,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强奸、猥亵、虐待、遗弃、暴力伤害或工伤、火灾、坠楼、溺水、中毒、自杀等非正常损伤或死亡情况时,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,不得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。

8 月,萧山区制定的意见经杭州市检察院、公安局及卫健委等多部门确定,再出台《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,将强制报告制度扩散到市级层面。

与此同时,襄阳和贵阳也先后发布类似意见。三市先行的努力,将推动中国虐童强制报告制度的进程。

2019 年 12 月,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,即表示正积极致力于强制报告制度的普及。

专项虐童法规的缺位

一旦强制报告制度开始建设,对应的司法程序必须同步。但中国尚无明确的虐童罪设置。

关联于此的,是虐待罪、侮辱罪、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。

寻衅滋事罪的侵犯客体为公共社会秩序。其中如「随意殴打他人」的情形,若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幼儿园,罪名认定常现争议。

故意伤害罪的标准,至少为轻伤以上。也就意味着,对诸如忽视,情感虐待,以教育为名的长期打骂等虐童行径,并无约束力量。

那么,侮辱罪可否发挥效用呢。答案是不能。侮辱罪的两项标准,一为主观故意,二是情节严重。

而最贴近虐童罪的虐待罪,在刑法修正案(九)施行前,适用对象仅局限于家庭成员。

如今,虽刑法修正案(九)规定监护、看护职责者,若虐待未成年人,情节恶劣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,但情节恶劣的标准模糊,且威慑强度不足。

正如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所言,仅就儿童暴力问题而言,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,即施暴者很难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。

另在性侵儿童层面,中国配套的对犯罪者进行从业限制、社区警报、电子追踪等规章,仅在起步阶段;相关量刑标准上也急待修订。

由此,虐童罪行无法可依,且惩治力度微弱等问题,伴随着虐童事件数量和程度上不断增加,逐渐凸显。

当虐童成为「常态」

美国电影 Spotlight 剧照

早于 1889 年,英国就制定了《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》,并于 1894 年增补为《预防虐待儿童法》。

在美国,《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》通过于 1974 年,各州对虐童行为的认定,几均为重罪。

如 2017 年俄克拉荷马洲一起家庭虐童案中,父母罪行和明声虐童类似,不进行卫生清理,不提供营养保障,导致双胞胎姐妹受伤感染,瘦骨嶙峋。对此,陪审团建议是判处监禁 130 年。

而日本在虐童立法上,经历了 70 年的调整增订。在《救济法》(1929 年),《少年救济法》(1933 年),《儿童福利法》(1947 年)后,于 2000 年颁布了《虐待儿童防止法》。

同时,对虐童行为的处罚依据,《虐待儿童防止法》也在不断细化。如在身体虐待的定义上,除却明显的骨折、打扎伤等,更包括烟蒂烧伤、将儿童撵到户外,未及时让儿童吃饭等。甚至父母在子女面前争吵,亦被划入心理虐待范畴。

同时,日本对虐童事件的详细统计不遗余力。据厚生省和全国儿童统计,2018 年日本虐童案件高发至 1380 外,政府和机构介入的虐童事件更多达近 16 万例。

为此,2019 年,日本内阁据此数据对《虐待儿童防止法》进行修正,通过推进无体罚教育等举措,再度强化防止虐待儿童对策。

目前,参照日美,中国制定虐童专项法律的呼吁,已为共识。相关的两会法律、教育提案也多被讨论。

全面救助体系的断裂

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陈晶琦,曾针对 6 省市 3577 名大中专学生进行受虐经历调查。

根据被调查学生 17 项儿童躯体、精神与性虐待经历情况,陈晶琦将样本细分类为无任何虐待经历组,1-2 项虐待经组,3-4 项虐待经历组,5-6 项虐待经历组和 ≥7 项虐待经历组。

其研究显示,CES-D(抑郁自评量表)以分类顺序递增外,童年有过 ≥7 项虐待经历的学生,在近 1 年里认真考虑自杀的比例为 22.0%(男生)和 32.3%(女生);认真考虑自杀的相对危险性,则为无虐待经历组的 22.5 倍(男生)和 16.3 倍(女生)。

此外,经历过童年虐待的学生,抽烟酗酒,饮食混乱,行为暴力比例亦显著非常。

所以,针对虐童事件中受害人的全面救助体系,极为重要。政府与民间的无缝联动,则为最高效的途径。

当虐童成为「常态」

图片来源:站酷海洛

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儿童局,每年均会进行《儿童虐待》调查汇报,为受虐儿童提供各类援助。与此同时,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持续在家庭、医院和学校推行科学指导项目,以为虐童预防和帮扶服务。

据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数据,每一名受虐儿童的政府救助金额,为 21 万美元。

另外,经信托基金国家儿童联盟及美国预防儿童虐待两个国家级机构努力,美国各洲各区政府均设立有「儿童保护服务处」,以在虐童事件发生时,进行快速安置和身心治疗。

而诸如儿童帮助(Childhelp)等美国民间组织,早在 1900 年就多达 161 家。目前同质相关组织遍布全美,数量难以统计。

儿童帮助设立的咨询救助热线 24 小时开放,提供 170 种语言交流。针对不同虐童类型,则分别以寄养中心、社区中心、住宅治疗中心、权利主张中心和特殊群体之家支持。

日本则在 96% 以上的市町村一级自治体,建立起「保护儿童地域网」。政府、学校、警方,福利机构和民间组织均需参与其中。

此外,设立 206 个「儿童咨询所」,覆盖全国,以应对及时的虐童救助。

就丧失监护人或监护人因虐待而丧失「亲权」的儿童,则推行「里亲制度」:通过都、道、府、县一级地方政府严苛考查后,委托里亲(可非亲属关系)代为抚养儿童,必要抚养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。

政府协调的同时,各类企业和公益性「社会福祉法人」投资设立儿童福利机构,对受虐儿童提供生活和疏导保障,在日本已成常态。

相比之下,如北京师范大学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曾表示,中国与儿童保护相关的部门、组织仅 30 余个,但职责过于分散,缺乏主责协调。而条款分割和职能重叠问题,又导致监管空白,资源难以整合并优化利用。

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总结则更为直接:中国投入到儿童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资源仍然非常有限,缺乏系统性、常态化的预防性和干预性措施及制度安排。此外,具备相关资质的儿童保护专业人员的数量和服务能力也亟待提高。

胡适在《幼慈的问题》中,引述友人观点道,国家文明程度的表现之一,即如何对待儿童。就虐童问题的重视程度及改进速度,直击人性,更事关国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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